来源：科学网

作者｜孙滔

(资料图)

进入中国人民大学（下称人大）的喜悦还没消退，杨梅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大一上学期就遭受了接连暴击：高等数学吃力，英语口语跟不上，全英语课程傻了眼。

对于今天的寒门子弟而言，金榜题名带来的不再是一马平川的躺赢，埋头苦读的做题家再也不能畅通无阻，他们中的多数在进入名校后，难逃这顿“杀威棒”。同时欠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杨梅，就是被当头棒喝的那个。

1993年出生的杨梅，来自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代寺镇的一个普通小村庄。她历尽千辛，完成了从留守儿童到寒门名校生的爬升。然而登上峰顶才发现，还有一条鸿沟横亘在她与顶尖高校之间，只有奋力跨过，才能峰回路转。

杨梅在初中参加文体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
“峰回”

杨梅是命运的弃儿，又是命运的宠儿。

她早年的故事曾被媒体多次报道：6岁时，父亲离世，母亲离开交通闭塞的村子外出打工谋生，小杨梅和爷爷奶奶一起住。10岁时，她的继父确诊鼻咽癌，最终在她13岁时去世。

此后，幸运女神终于想起这个被遗忘的女孩。2008年8月5日，中学生杨梅作为第51棒奥运火炬手在成都起跑。在这之前，小学六年级的杨梅因为品学兼优，作为留守儿童代表荣获“全国十佳少先队员”称号。

2011年11月底，四川媒体公布了人大在该省“圆梦计划”推荐名单，富顺二中推荐的正是杨梅。

这是人大“圆梦计划”实施的第一年。经过选拔，该计划在2012级的招考中最终录取考生46名，这些入选者主要来自当时国家级贫困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农村家庭，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前10%的农村户籍学生。

这个选择是双向的，自贡亦是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家乡，杨梅很早就对人大有所耳闻。家乡父老对人大也极力推崇。

杨梅本来的目标是达到一本线，到成都上大学。实际上，这个目标对于她来讲也是非常合理的，2012年富顺二中的文科第一名也没有达到人大在四川的录取线。当年人大农业经济管理类在四川省的录取最低分高出一本线58分，杨梅踩着文科一本线成为首批“圆梦计划”的受益者。

然而，并不是每个寒门子弟都能如此幸运。对此，杨梅大学期间的辅导员吴秋翔颇有感触。2015年，他在云南兰坪县支教时，动员了当地高中的15名学生报名参加人大的“圆梦计划”，只有一名学生进入复试环节。然而高考后该学生竟然忘了此事，迟迟没有在申报系统中进行确认并打印复试准考证。因为没有该生的联系方式，几经周折，中学的负责老师和吴秋翔终于在申报截止日期当天找到了该生，连夜在校长办公室进行了确认。

虽然那个孩子最终没能进入人大，但她曾经告诉吴秋翔，打算报考人大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。因为当地铅锌矿产资源丰富，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当地农作物生长，还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状况。

信息差在不同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。杨梅的人大梦一样如此，若不是富顺二中对“圆梦计划”先知先觉，恐怕她只能望人大兴叹了。她的高中同学大多进入地方院校，毕业后留在了成都。

两年留校工作期间，杨梅组织“两岸学子·彩虹计划”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
“鸿沟”

峰回之后，不一定就是坦途，也可能是深深的沟壑。

有的同学戴着数千元的围巾，而杨梅只能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买10块钱一件的T恤，并为一双百元的鞋子思量良久。不过她说，家庭背景优越的同学并不在意这些，倒是自己会对此十分敏感。

更大的挑战来自学业。大一新生经常聊的话题莫过于高考分数，周围同学的录取分数大都580分起步，更有被调剂录取的同学常常有怀才不遇之意，言语中时不时“刺痛”杨梅的内心。

在潜意识里，杨梅给自己贴上了“差生”的标签。她开始害怕身边的人知道自己来自“圆梦计划”，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然而，来自学业的打击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接连不断地到来。

首当其冲的打击是英语听力。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因听力设备受损，四川省高考取消了英语听力考试（直到2016年高考才恢复），这就导致杨梅的英语课倍感吃力，一些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更是不知所云。

高等数学是另一个拦路虎。杨梅发现，一些来自发达地区的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学习了高数的部分知识，这使得他们在大学学习中游刃有余。他们一两分钟解出来的难题，杨梅可能要耗费一两天。

到了《经济学原理》课程，杨梅更加迷茫。各种模型计算，加上海归教师带来国内教学中很少用的新方法，让她不知所措。

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被老师们捧着的尖子生杨梅要承受不住了，她说，“我当时特别绝望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在人大学习，想要逃离这里”。

期中考试之后，杨梅去找在勤工俭学时认识的学生处老师寻求帮助，老师推荐她和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咨询师聊聊。心理辅导老师没有过多的劝导，只是让她在办公室哭了一个下午，最后告诉她，“实际上一些来自更偏远地区学生的基础比你差多了，人家最终不也拥有愉快的大学生活吗？”

人生的路还是要自己走，艰难险阻还是要自己扛。杨梅最终认识到，是自我意识中的“差生”标签束缚了自己。

实际上，最近两年入学的大学新生压力会更大。吴秋翔说，现在许多学生从大一就开始为读研究生作准备。“你会发现学生未入学便开始各种考级、考证，有不少学生一进校便开始了解保研细则。师兄、师姐也都是建议大家早做准备，若想成功保研，那么大一的任何课程都不能掉队。”

吴秋翔自己也通过从商学院跨专业到教育学院读博，毕业后留在了人大，现在从事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研究。他发现，很多寒门子弟入学后，还保留着高中既有的习惯，“他们不知道除了学习以外还可以做什么、擅长做什么，以及如何找到自己的兴趣，如何定义自己的成长和成才”。

与此对应的，寒门子弟的人际关系拓展也是相当缓慢的。有研究发现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交友存在明显的“内向性”特征，他们的交往面相对狭窄，保持在室友这一“安全范围”内，并且留恋过去的亲密关系，如中小学同学、老乡等。同时，家庭背景等因素作用在他们人际交往的选择、过程与结果上，不利于他们的大学融入与适应。

学生的上课差异也很大。一部分学生会在下课后主动和吴秋翔交流心得体会，甚至会添加他的联系方式。如果学生有意愿参加教育类的课外学术竞赛，就可能会通过这样的途径邀请吴秋翔担任团队的指导老师。吴秋翔说，“但是也有学生加我微信就是为了请假，还有一部分学生到学期结束也没有跟我单独互动交流过”。事实上，课后主动找老师讨论的学生，大多能给老师留下好印象；而回避与老师互动的学生，大都在隐秘的角落里继续扮演透明角色。

一部分韧性强的寒门子弟，会坚持下来重新找回自我；然而也有人会在发现周围有的同学并未努力学习，而是沉迷于网络与游戏，便与他们一样随波逐流。

还好，杨梅有足够的韧性。当她得知那次《经济学原理》考试中，她并不是唯一成绩不理想的学生。她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周围世界。

研究生期间，杨梅赴农村做土地制度调研。受访者供图

“路转”

杨梅发现，自己与来自北京的同学在英语考试中分数的差距并没有很大，那位同学在课堂上的自信，只是来源于较强的听说能力。

这些观察启发了她：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，那才是自我实现的所在。她最终在学生活动中找回了自己，这也正是她从小到大成长中最得心应手的。

吴秋翔第一次见到杨梅是在一次学生晚会中，乐观开朗的杨梅将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，她小小身材里好似蕴藏着大大的能量。

大一入校，杨梅就开始担任学生助理，这是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机会。刚开始，她连复印机和打印机都不会用，也不会制作幻灯片。

她先后在学校的许多部门担任学生助理，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前辈。老师们无一例外都对杨梅非常关心，手把手指导她的学习与工作，甚至把她当作部门的一份子。到了大三的时候，杨梅已经一扫过去两年的自卑，拾回了小学和中学一直保持的阳光和自信。

在克服英语和高数带来的挑战后，她的课业表现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小。

杨梅原本计划本科毕业后回四川工作，但老师、师兄师姐和周围同学都建议她读研升学。当时学校有工作保研的机会，而杨梅在先前积累的工作经历与良好口碑帮助到她，先前在学生活动中认识的领导、老师给予了正在升学迷茫中的杨梅关键性建议。本科毕业后，杨梅就在人大从事行政工作，此后顺理成章地继续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就读研究生。

背景好的学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。吴秋翔发现，现在许多大学生其实具备更明确的目标导向、兴趣导向，而不是只关注常规的成长发展路径。比起参加学生会、担任学生助理，他们更热衷于兴趣导向的活动，像辩论赛、打网球、参加国际组织见习等等。

得益于早期教育的支持，这些学生有着更广袤的视野、更独立的想法、更延迟的就业意向，不愿意被模式化、说教式的教育所约束，有能力去拓展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遇。

不同背景的学生，在找工作时的差异更加明显。

吴秋翔等人的研究显示，农村大学生投简历的平均数量为47.17次，是城市学生的1.39倍。若以录用机会数量除以投简历数来衡量他们的求职效率，农村学生求职效率为18.14%，而城市学生为23.31%，农村学生在就业准备中投入更多，求职效率相对更低。

优势阶层学生会通过亲朋等社会网络与关系帮助自己求职，而寒门子弟由于这些方面的劣势，更依赖于公开的招聘渠道，通过更多的尝试来提升自己的求职结果，其实质仍然是以勤补拙。

杨梅4年的学生助理生涯弥补了她先天欠缺的文化资本和人脉资本。如果没有这段经历，杨梅大概会默默无闻地度过大学生活。她坦言，若考研失败，她会选择直接就业，可能都不会知道“工作保研”这个名词。

杨梅不再以做题家自卑，“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，其实会格外珍惜每一次机会。刚刚进大学的时候，我不会用复印机，不会做幻灯片，然而但凡有机会，我都会好好学。”“这些孩子虽然视野可能没有那么宽广，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会野蛮生长。”

驻村期间开展杨梅姐姐工作室“花开新时代 童心向未来”留守学生六一庆祝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
“勿忘初心”

杨梅的硕士论文题目是《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模式及其对村庄新项目发展的影响研究——以四川省自贡市为例》。

这个课题的起源来自杨梅的一位师姐。一次在齐齐哈尔的调研中，杨梅看到师姐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，每天都带着村民一起修路，村民对其格外尊重。这让杨梅产生了研究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模式的想法。

不仅如此，她想到自己将来是不是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。

做硕士课题的时候正值新冠疫情，杨梅在家乡做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关系的调研，这段时间让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。临近硕士毕业的时候，即使获得留在人大的工作机会，但经过慎重考量后，她还是选择了考选调生回到家乡。

为什么呢？杨梅说，回到家乡能学有所用，另一个原因就是扎根家乡那份成就感和被需要感。她把自己本来在自贡市发改委的选调生身份落到了富顺县，她要把村镇的工作做实。

在推动镇上污水处理站落地的工作中，她成功动员了最难做工作的村民；她成立了“杨梅姐姐工作室”，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成长，同时这个工作室也成了她和家长沟通的桥梁；她还打造了“玉堂湾和美小院”，成为留守在村里的儿童和老人的活动场所。

所有这些，都让当初不理解杨梅选择离开北京的朋友们刮目相看，他们在今年“五一”期间到自贡看望杨梅，纷纷认同她当初的选择。

杨梅说，留在北京，自己的角色远远不如现在来的重要，在基层才更满足了她做实事的愿望。现在，她有了“发动机”的功能。

这也是她读大学的初心，这也是人民大学的学习经历带给她的重要感悟。大学入学之际，她就把自己的微信名改为“勿忘初心”，并沿用至今。

受到杨梅所作所为的启发，比她低两届的师弟也成为了富顺县选调生，也像她一样成立了一个英语工作室，帮助当地的留守儿童学习英语。

如今亲身经历过后，杨梅发现她的硕士论文还是肤浅了，村干部的实际工作远超想象当中的挑战与挫折。例如，她所驻的李子村是重要的酿酒原材料产地，她因此想到应当帮助该村发展白酒产业，但最终因产业化的复杂性只能放弃。

如今，杨梅的履历又要更新了。她离开了原来的李子村，要到距离县城40多公里更偏远的乡镇工作。

她又要翻山越岭了。